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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，我喜欢绘画，性格比较沉默，一进中学，就当了班长，人也变得更聪明了，1966年春天，中国音乐学院提前招生
，我去报考了作曲系，顺利的通过了两场考试，整个考点就我一个人取得了复试资格，复试后，两位老师即到我们学校履行审查，因为我是三好学生，又是班长，成绩也很好，他们非常满意，本校老师也来道喜，而我就日夜盼望着早日到北京学习的那一天------后来，我收到了一封北京的来信，被告知，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，录取工作推迟半年。半年后我确实来到了北京，不过，那是学生大串联的事，我走进了这所学校，那悲哀和凄凉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。1968年的春天，我报名参军，那本也是满有把握之事，3月4日体检那天，一把利刃插进了我的右腹部，我莫名其妙的得了急性阑尾炎，一个美梦破灭了。上山下乡时，我因认识一个会拉二胡的老师，而这位老师被一批学生揪斗，我也被他们打伤了，因此，躲过了这一劫难。1970年，我派到了一个小工厂，随即借调到公安侦破组，两年多时间里，跑遍了本省的大部分市县，学到了许多东西，也为我造就了以后在受到重大打击时"反审查"的能力。回到工厂以后，我负责保卫工作，因常和一些工人聊天，而和那些新干部却无话可说，因此，遭到怀疑，不久，他们整理了一大堆材料，给我扣上了"议论、攻击新干部，分裂革命委员会，攻击新生事物----"的罪名，并报请区团委对我作开除出团的处分，我当然要进行反抗，用我的笔杆对他们进行猛烈的反击，详情我也不多讲了，这时，北塘区有几个老干部找到了我，表示支持我，还叫我给他们誊写了一份矛头指向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，当时，虽然我好像是嬴得了"胜利"，但却酝酿了他们在日后的一场更疯狂报复。我也估计了这种可能，1977年即设法调出了该厂，退了团，到工艺鞋厂当了一名图案设计师。同年，那位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派出了一支由区委副书记的带队，区工业局局长为组长的庞大工作组进驻老厂，挖地三尺的整理我的言论和大字报的来由，他们希望能把我和"四人帮"挂起钩来，这当然是十分荒唐可笑的，三个多月后，1978年初才鼓足勇气找到我，出动了工作组及厂里的骨干分子共四十余人，从下午3点开始对我轮番攻击，我只得沉着应付，他们以为我会招架不住，在送点心来的时候，谁也舍不得买，他们想，最多四、五个小时我就会束手就范，而我却痛吃了四个大肉包子，在回答发难者的问题时，尽量主动把我的发言时间加长，对那些新干部假公济私、捞油水、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了“表扬”，深刻检查了我小题大做的严重错误，让他们饿着肚子一直听我讲话到半夜一点多钟，可怜工作组当中有一个矮个子老公安，不久前还叫嚣可惜没有把我这个大大的右派在57年抓起来，现在，他只得捧着饿坏了的小肚子，忍受胃病发作的煎熬，在一旁无奈的叹息。之后，他们虽然又十分可笑的和我展开了他们所谓的斗争，最后几乎一无所得，他们只得用手中可以使用的一切方法，在他们的权利范围里对我进行压制和报复，我的所谓政治生涯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了。当然，以后的经历，虽然也有许多曲折，那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了。让你们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听我讲这些废话，很不好意思，谢谢！
——易林
请看催人泪下的往日情 怀 ，八十老母悼亡儿的诗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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